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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湖北对标浙江学什么?

发布日期:2021-08-16 07:0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8月9日,《湖北日报》刊文提问——浙江县域经济,“全国第一”为何比比皆是?

  文章以日前发布的赛迪202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举例,浙江上榜18个,湖北仅7地入围。前30强,浙江占9席,湖北均在70名开外。

 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,县域兴衰关系着发展全局。“基础在县域,活力在县域,难点也在县域。”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,已然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议题。

  今年以来,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,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湖北最大的实际,县域经济不强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。

  今年4月,湖北还曾选派62名干部奔赴上海和浙江进行3个月的跟班学习,为湖北突围寻找“良方”。问题在于,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,是否适用于湖北?

 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区划中,为数不多的“千亿县”撑起县域经济金字塔“塔尖”。

  《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显示,我国“千亿县”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,2017~2020年分别新增3个、8个、4个、5个,现已达到38个,而湖北未在其中。

  此次湖北入围百强县有7个县域:仙桃(76)、宜都(77)、大冶(79)、潜江(87)、枣阳(90)、汉川(97)、枝江(98)。以排名最靠前的仙桃为例,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7.9亿元,而浙江排名第一的慈溪同期GDP超过2000亿元。

  自2016年起至2020年,安徽不仅实现“零”突破,而且有3个县市入选全国百强县,此次安徽肥西县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第57位,进步速度不可谓不快。

  河南与湖北百强县数量一致,但其辖内已有5个县域进入全国百强县TOP70,其中河南济源市进步最大,由93位上升至58位,三年排名跃升35位。

  “等不起,慢不得”。在今年4月,湖北省召开全省区域发展布局暨县域经济工作推进会。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现场发出三问——浙江为什么强?河南为什么超?安徽为什么快?

  会上审议通过《关于加快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,这被认为是湖北立足构建“一主引领、两翼驱动、全域协同”区域发展布局,指导推动“十四五”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和路线图。

  当中明确,对标“全国百强县”,建立“三百”战略梯队县(市)——入围2020年“全国百强县”的7个县(市)为第一梯队,支持排位靠前的大冶市、宜都市、仙桃市聚力冲刺全国县域经济五十强;支持排位相对靠后的潜江市、枣阳市、汉川市、枝江市在“全国百强县”中争先进位。

  同时,香港最快报码开奖现场直播,谋划制定“三百”战略工作方案,力争三年后,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(市)达到20个左右、超800亿元的5个;“全国百强县”数量中部领先、位次前移,实现五十强零的突破。

  当月底,湖北首批选派的62名干部启程奔赴上海和浙江,开展为期3个月的跟班学习,这其中有58名来自市、县。

  《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指出,去年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%的土地、7%的人口,创造了全国9.8%的GDP。其中,浙江独占18席,仅次于“苏大强”(25席)。

  从质量来说,浙江也是妥妥的“头部阵营”。慈溪、义乌、余姚、诸暨、海宁、乐清等6个县级市均在百强县前20之列,慈溪更是位列全国第6位。在全国38个“千亿县”中,浙江独占9个席位,可见实力非同一般。

  县域经济的高度发达,使得浙江在均衡发展上相得益彰。浙江以全国1%的国土面积,贡献全国6%的生产总值。其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、36年居全国各省(区)之首,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……

  “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”“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”等国家定位也跟浙江的这些优势不无干系,也因此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。

  实际上,湖北也并不是第一个喊出要向浙江学习的省份。此前,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等曾在《当代县域经济》刊文讨论浙江县域发展经验对四川的启示。他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概括为“六大模式”——

  萧山模式:新型工业化驱动产业集约发展;义乌模式:贸易国际化推动外向经济发展;温岭模式:农业现代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;安吉模式:产业生态化驱动绿色经济发展;嘉善模式:城乡一体化推动全域协调发展;慈溪模式:人才本土化推动创业经济发展。

  有观点认为,浙江县域经济的发达根源在于全省范围推广省管县模式,这使得县级层面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财权与事权,从而调动了县域发展的积极性。

 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《每日经济新闻(博客微博)》记者表示,浙江的浙商文化深入骨髓,经商氛围浓厚。再加上,浙江政府打造新型政商关系,形成了良好的营商环境。最重要的是上海的错位发展,大量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、产业溢出到江浙地区。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。

  此外,浙江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,完成了原始积累。在县域层面很早就形成了全国甚至全球有特色的产业集群,像永康的五金、乐清的电配,还有义务的小商品、横店的影视城等,绝大部分县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。

  在丁长发看来,湖北对标学习浙江的县域经济可能很难成功,“从宏观背景来看,浙江的县域是在短缺经济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,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。现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,产能相对过剩;从微观来看,湖北武汉的首位度已经超过30%,它对各县、市的资金、人才和技术都有吸附作用。湖北县域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等稀缺要素都在向武汉移动,而武汉的稀缺要素可能又转移到广州、深圳等地区。”

  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似乎也能印证这个趋势。在“1+8”的武汉都市圈内近10年人口整体有所增长,但却以向武汉聚集为主。少数城市如黄石有所增长,但其他大部分城市都呈现人口流出态势。

  但在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看来,“武汉的这些传统商贸以及制造业的溢出,包括人口从广东、武汉回流的一些趋势,在湖北仙桃、天门等县域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苗头。我觉得这个趋势值得关注,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崛起做大,跟武汉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,对湖北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  事实上,比起经济发展模式的复制,武汉政府层面认为更重要的是“人”的问题。据《湖北日报》报道,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曾指出,与沿海地区相比,湖北最大的差距不在要素,关键在人。在于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,在于干部的理念、思路、作风。

  对此,李志刚也认为干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方面。“我们调研也注意到一些现象。比如湖北仙桃、汉川等经济较强的县市,都是干部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。而一些干部思想比较保守、进取性不够的县市,就会相对弱一些。”

  在上述湖北扶持县域经济的政策中,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全国百强县(市)、经济发达镇主要负责人可由上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兼任。今后新进入全国百强的县(市),党委书记符合提拔任职条件的,优先提拔担任市州领导班子成员并兼任县(市)党委书记。

  根据赛迪发布的百强县榜单分析指出,从发展比较来看,东部地区同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主要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,县域经济是中部地区实现区域崛起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。而随着中部崛起日益受到重视,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。

  想要快速提升湖北整体实力,在国家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,进而建成全国重要增长极,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,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。多重利好之下,湖北是时候跑起来了。永顺生物:参与项目获“2020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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